女子10米跳台决赛结束后，央视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冠军得主陈若琳。记者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知道中国多少年没有拿到这块金牌了吗？”陈若琳猜着回答说：“8年了吧。”“12年了！”记者纠正道。陈若琳虽然答错了，但却让我看到一个孩子心中的奥林匹克精神。

然而，在7月底的中国奥运代表团成立大会上，有媒体询问刘翔：“你腿伤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真伤了，还是有些酸疼，怕伤？”对此，刘翔的回答很干脆：“我没伤！”

因伤退赛的办法不能不让人产生如下猜想——与博尔特的“留一手”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延缓刘翔实力大不如前的暴露，可以继续吊着商家的胃口，而不致财运由此衰减或中断。至于几个月前放出的“伤情”报道，大概是为了不致比赛时的突兀举动让人产生怀疑吧。

江西省长向外省写信求援电煤、副省长亲率工作组出省商谈、落实电煤调运一事，固然体现了行政首长为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如焚之心，却更暴露了改革开放尚未攻破的堡垒——政府垄断某些企业和控制某些价格的弊端。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今天，我们的确需要重新理解市场，真正尊重市场，把该由市场完成的统统交给市场。这样，中国的行政成本就不会是世界上最高的了。

奥运是个大事，开幕当天股市是不是红色，似乎也极具象征意义。无论从个人利益着想，还是从国喜气氛着想，我都不希望那个自己笃信不移的该死的规律再次显灵。然而，正像墨菲定律所说的那样：你越担心的事越会发生。今天的股市正是如此，沪市跌121点，深市跌376点，而且下跌的几个相对数似乎也在诅咒股民。你瞧屏幕下面这行字和数：沪 -4.47%（死，死去），深 -4.17%（死，一起），统 -4.74%（死，气死）。你说你跌就跌呗，跌得咱也习惯了，但你别在数字上也变着法儿气我好不好？

对于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人，我只欣赏他反专制的勇气，以及他对自身所处环境深入刻画的能力。换句话说，索氏只是一个反专制的文学斗士，其政治、经济、法律诸方面的认识离真理依然相距甚远。如果我们因为索氏以文学斗专制的勇气而将他全面神话，那只能使我们自己重新滑入乌托邦的泥潭。当然，这样要求索氏显得有些苛刻，但有过与他同样遭遇、同样获得诺贝尔奖、同时又在政经法理念上具有真知灼见的文学家，也不是一个都没有，比如哈维尔。

因此，当我们不再以为矛盾是可以掩盖和消灭的时候，就会明白把和谐理解为从无公民抗议政府的表面平静是非常危险的。当然，前述那个根本性政治问题不解决，即使愤怒有了发泄的渠道，事态恶化到极端也只是时间问题。

“这是民愤！什么黑社会，那么黑社会当地公安部门为什么早时候不抓几个出来呢?”

范美忠因为自己没有违反法律的言论而被辞退，不仅说明我们的社会并未摆脱似是而非的道德观的束缚，当然是一种倒退。而且说明我们依然高枕在把自己想象得能够做到十全十美、全知全能的虚幻假设上。这种对自己无知的无知，才是社会进步最可怕的敌人。

美国商业界流传着一句格言：“知道两件事情的人让人讨厌”。所以，美国曾有一个时期，人们宁可被认为肤浅也不愿被认为片面，而今天的美国人宁愿被认为片面而不愿被认为肤浅。片面当然就意味着对某些事情的无知，而无知并不可耻，因为人脑本身就是很有限的。所以才有苏格拉底那句话：“智慧就是去知晓你所知道的是何等的少。”

打酱油的内涵很丰富。有“别紧张，我只是路过看看，什么也不说”的调侃，也有“虽然我不能说，却什么都明白，甭想忽悠我”的清醒，更有“想让我闭嘴啊，没门！搅和也要搅和几下”的顽强。

“哦哟，你们不晓得，当时简直就像是火山喷发！”何大爷介绍说，五月十二日地震发生的时候，很多村民正在地里干活。地动山摇中，突然听到“嘭”一声巨响，就看见旁边一个山顶上像是炸开一个洞，洞里像挤牙膏一样炸出好多东西。 “是岩浆吗？”我们问道。 “不是，就是这些水泥一样的岩石。喷了差不多三分钟。”

纽约时报报道，在星期四晚的45分钟的电话采访中，斯通女士先是尖叫，然后对她的话表示后悔。她坚持她在夏纳的话被不顾背景地报道。她反对Dior所作的损害控制上的努力。以她名义发表的道歉扭曲了她的话。

还可能有哪些铁哥们出席？ 请大家猜想补充。谢谢！

仇富者一般是学文学的人，这些人在政治上往往是柏拉图主义者，他们要么呼吁政府干预经济（比如限价），要么主张劫富济贫。这些言说看似很人道，其实对社会很有害，它会加剧政府在各个方面对人们自由的干预，消磨富人进一步创富的劲头。这些人不知道的是，真正对社会有利的，不是单纯的人道思想，而是人文思想。人道和人文是有区别的，人道不及人文，人道只有同情，而“人文则能在同情和选择之间找到平衡”（白璧德语）。

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里特说：“人也者，我等皆识者之称谓也。”哈耶克对此的解释是：“当我们谈论人类时，我们必然意味着存在着某些人所熟知的思想范畴”。哈耶克继续指出：“没有丝毫智力，我们对其行为完全不能理解的东西，对我们来说不是人”。公开上述犯罪信息更有利于安全就是“人所熟知的思想范畴”。与此相悖的秘而不宣显然不为人所熟知和理解。那么，不向公众讲实情这种有悖“人所熟知的思想范畴”的言行，就只能有一个解释：不想公开信息者不是人。 人被非人统治，这样的社会还不可怕吗？

记得反日那年就有人发来短信，要我抵制并砸烂日货。于是我问他：“能否把你家的日货先砸烂？”谁知他回信说：“自家的日货用坏了再说。”你瞧，表面上充满爱国情怀的人，骨子里其实是很会算计的。这正好印证了英国经济学家、诺奖获得者安吉尔的那句话：“当涉及爱国主义问题时，人们的行为是非理性的，而且毫无责任感，这在他处理自己私事时是决不会这样的。”

想起家里写字台上的那樽荷马雕像，想起他笔下的一个人物——特洛伊国王的女儿卡姗德拉。30年前，当时还是少年的我，就被她能预知祸事的本领所折服。然而，现实不是神话。尽管有各种被视为传说的预警，但是，无论1976年的唐山地震，还是刚刚发生一周的汶川地震，卡姗德拉的预言始终没有以正式的形式出现。

对于政府及其部门来说，要做到及时如实发布消息，就要求政府必须是真正为人民利益着想的，而能体现这一点的，只有它手中的权力。权力最惧怕和最需要负责的是它的来源，自下而上产生的权力必然惧怕下面，必然对下负责，这就决定了这种权力必然对下说实话，否则，下面会用脚来投票。对于媒体来说也一样。只有那些真正靠读者养活的媒体，才会及时如实地告诉读者最快最真实的信息，而被政府垄断的媒体却很难做到这一点。因此，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知情权的媒体，必然是那些独立的分散的媒体，是靠说真话才能赚取广告收入以养活自己的媒体。

此次四川地震前，该省阿坝州曾流传即将地震的说法，但很快被当地政府当作“谣言事件”予以“平息”。显然，这是为给奥运营造祥和气氛的政治举措，人命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如今大地震终于发生了。请问：人民是该相信政府，还是该相信“谣言”？

央视没把胡锦涛如此有趣的访日亮点“联播”出来，是不是已经对前述问题做了肯定答复？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今后还有谁敢说敢想？说都不敢说，想都没想过，那你怎么可能担当什么重任？一个连孩子什么都不敢说、不敢想的社会，其前景又将会是怎样的呢？

我们虽然不能指望像美国人那样拥有太多的个人权利，可是一些基本的权利观还是需要伸张的。比如现在又不是战争时期，反而是皆大欢喜的时刻，公民的权利应当得到完整保护才对。不许开窗不许放花盆不许站人，这样的行政命令合法吗？显然不合法！所以，假如物业或其他什么人来通知，我会这样告诉他：对不起，你不能连我在家里的权利都剥夺。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1922年7月）》称：“至于蒙古、西藏、新疆等地则不然：这些地方不独在历史上为异种民族久远聚居的区域，而且在经济上与中国本部各省根本不同：因为中国本部的经济生活，已由小农手工业渐进于资本主义生产制的幼稚时代，而蒙古、西藏、新疆等处则还处在游牧的原始状态之中，以这些不同的经济生活的异种民族，而强其统一于中国本部还不能统一的武人政治之下，结果只有扩大军阀的地盘，阻碍蒙古等民族自决自治的进步，并且于本部人民没有丝毫利益。”同年11月，《中国共产 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称：“F、蒙古问题：在国家组织之原则上，凡经济状况不同民族历史不同言语不同的人民，至多也只能采用自由联邦制，很难适用单一国之政制；在中国政象之事实上，我们更应该尊重民族自决的精神，不应该强制经济状况不同民族历史不同言语不同之人民和我们同受帝国主义侵略及军阀统治的痛苦；因此我们不但应该消极的承认蒙古独立，并且应该积极的帮助他们推倒王公及上级喇嘛之特权，创造他们经济的及文化的基础，达到蒙古人民真正独立自治之客观的可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一卷，P111；P122）这样，光承认“蒙古独立”还是“消极的”，还得“帮助他们”才算得上积极。今日那些动辄诬人为“汉奸”、“洋奴”甚至提出立法惩治“汉奸言论”的孝子贤孙们，是否“数典忘祖”了？

上周四，万名华人学子跑到堪培拉支持祖国，回来的时候竟然被星辉旅行社总共讹诈 $25000 之巨。作为队长的我也私自付出了 $200，司机才最后把人拉回悉尼。当学生会高层把前因后果全都讲给我们的时候，我们都太过气愤就都相信了他们的故事。

他们可能更没有想到，既然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就是中国问题的一个缩影。藏民需要争取的基本权益，不仅在西藏地区缺席、也在中国其他地区同样普遍稀缺。例如，汉民和藏民一样，并没有如何教育自己孩子的决定权。在汉人地区有了接受教育权利的意识，却远没有想过，还有这样的问题需要讨论：孩子应该接受什麽样的教育？这样的教育决定权应该归谁？

爱国仅仅是一种情感。当一个国家的权力自下而上产生，并因此较为广泛地包含了国民的意愿时，当一个国家的法律由民意代表制定，并每时每刻都能保护国民的权益时，当一个国家的财富增长主要依靠民众的努力，从而在最大限度上避免被公权贪污浪费时，当一个国家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极少数此类人群也能及时得到国家救助时，当一个国家的错误能被任何一个人或机构批评，并因此得到及时纠正时，国民就会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热爱之情倾注于国家。否则，请不要强迫我爱国，爱国不是恫吓出来的。

问题是新婚的滋味能保持多久？“斗争市”是否已经见了分晓？一看这几天基金和大资金有否持续入市，二看5月7日二元首会晤当天的盘面。

我特意观察了京沪高速奠基的时间和中石油的表现。结果是，那边铲子一下去，这边中石油就像自由落体（不信你去看中石油的K线——90度下落）。抵制加乐福你以为是对着法国的吗？抗议BBC你以为是对着英国的吗？批判CNN你以为是对着美国的吗？表面上是，其实不然，依旧是给两位出难题。

最有理由采取法律行动的当然是中国政府。而且不论抢夺火炬的是什么人，都已经有照片 为证，他无论出入哪个国家都有记录在案，通缉捉拿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中国政府应当立即采取法律行动——发出通缉令捉拿抢火炬暴徒。同意此呼吁的网友们，请按“支持”键。谢谢。

这国家不是一个供人意淫的空洞的符号，它是由像我这样一个个草民组成的。它实实在在充满着我们的欢乐和痛苦。你们爱国，却对构成这国的国民的处境漠然处之。你们为CNN的一句话如此亢奋，你们可曾为父乡亲的屈辱生活感到过心的痛吗？你们的冷漠让国人齿寒；你们爱的国，是抽空了一个个鲜活生命的空洞的国，你们对这空洞的符号的迷狂让国人瞠目,不知你们为何这般矫情。这国对你们只是脸面，对我们，是日复一日的生活，是一句话是否会惹祸上身的担忧，是清洁还是污浊的空气，是股票和物价。谁能使我们过上快乐的生活，谁就是爱国。无论是贡献知识捐献钱财，还是批评他的弊端促其变革。

一个标榜有着“爱国”这样大爱的人，决不是一个连持不同意见的同胞都包容不了的人。连一个持不同意见的人都包容不了，那么，怎么让人相信他（她）所标榜的“爱”是真的呢？

韩国人有一句口头禅:必赛哟。意思是太贵了。为什么会太贵了呢？因为错误的保守思想导致韩国市场十分封闭，高关税阻碍了舶来品对国产货的冲击，能够少花钱开上质量差强人意的国产车，韩国人当然也就乐而为之。所以，韩国大街上不仅少有日本车，也少有其他国家的车。但这是经济人的精打细算所致，与“爱国仇外”基本扯不上关系。

爱国是经过长时期的自然培养而自发产生的一种感情或情绪，它没有系统的理论和学说支撑，进而也就不能形成为一种制度，所以无法用司法或行政这些“硬手段”来“帮助”人们建立。相反，给人深刻体验的现实生活才是芸芸众生的老师，才能教会他们应当爱什么、为什么爱。至于怎样爱，则是每个人的自由。这纯属内心世界的情感，是不容外力强制的。正所谓“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爱国不是爱某个政府，更不是爱某个政党。反过来说，反对某个政党或政府也不是不爱国。因为不论哪个政党或政府，都不能等同于国家或祖国。比如，没有纳粹时德国人就没有国家或祖国吗？况且，谁都不是神仙，都不可能不犯错误，怎么就不许反对呢？正像爱因斯坦自己所说的：“在真理的认识方面，任何以权威者自居的人，必将在上帝的嘻笑中垮台。”

自由的敌人，不是社会利益，而是不加约束的政府权力。权力是什么东西？权力是用暴力强行支配别人。如历史学家BernardBailyn所说，权力像癌细胞，具有贪得无厌地越界侵蚀和残忍杀戮之本性。个人自由是权力的天然猎物。早期美国人的两分世界是：权力和自由。后者脆弱而被动，所以一个要抑制，一个要保护，而两者永不可混为一谈。

想到曾经大骂美国的那个北大女生最终拿了美国绿卡，我心想，假如有一天有个移民国外的机会，这个抗议法国的红衣女子会移民吗？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吧。呵呵，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老问题，的确还有人没搞清楚啊。

李小萌：你说你们在网上还在对这些藏/,独分子也在发通缉令寻找他们，有没有听到一些怎么样的消息，这些人大概是来自于哪儿，什么样的背景？ 邱羽：我是没有亲身经历，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因为皮肤比较黑，长得比较像藏人，当时就有人问他说，哥儿们，跟不跟我干，给你三百欧。

抢夺奥运火炬的究竟是谁？

假如明天的走势扇了我一个大大的耳光，那我真的不知怎么解释了。要么，以前的预言纯属巧合，所谓“大势指数”无异扯淡；要么，双方力量消长有所转换，因为宣判毕竟是告了一个段落；要么，9日的大跌已经表达了他们该表达的。但我总觉得，明天才是他们表达的正日子。

德国诗人F·荷尔德林说：“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想想波尔布特的柬埔寨就知道这句话是多么千真万确）。美国不是天堂，但也不是地狱。奥巴马把自己的安全系于“特勤局的保护”，证明了美国人从来没有试图将美国看成天堂。美国不是地狱的原因也恰恰在于，美国人没有乌托邦幻想。不仅美国，所有民主国家的人们也都没有这种幻想。因此，即使将来真的发生什么不测，人们也大可不必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去证明人家制度的缺陷。所以，有必要再重复一遍：人世间没有天堂。有的只是离天堂近、离地狱远的可能。

强权之下的谎言可以强暴人们的视听，但强暴不了他们的思想和感情。

一番“纵横捭阖”之后，饶老移步书桌前，信手拈起一支粗过拇指、长约尺余的毛笔，在宣纸上篆下一个脸盆大小的“经”字。书写时手腕转动灵活，笔触刚劲有力。记者叹服之余，总觉得这个“经”字既是随心书就，又像刻意画成。尽管没有饶老的落款，仍有机灵者迅速收其入囊。或许在这位“收藏者”看来，这个“经”字正是一代宗匠矢志不移、皓首穷经的人生写照吧！

因为需要把握弹性决定了治国比较倚重文科背景的官员，那么，还要看这些“文”是不是更加接近真理的“文”。是柏拉图还是杰斐逊，是卢梭还是洛克，是凯恩斯还是哈耶克，前者均为形而上学理性主义，后者都是个体自然法观念。倘若幸运如后者，那么，演员汤唯个人权利遭到公权无理侵害的事，也许就很难发生，抑或即使发生了，也会有人主张司法审查，为汤唯主持正义。